牟森改编的话剧让刘震云抹眼泪

中国新闻周刊 2019年05月18日 14:23

  牟森:“戏剧对我没那么重要”

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李行

  4月20日下午4点,坐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旁边咖啡馆接受采访的牟森有些忐忑,由他改编自刘震云小说《一句顶一万句》的同名话剧将在当晚的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演。此后,该剧将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展开新一轮全国巡演。

  早在去年的这一天,《一句顶一万句》在国家大剧院开启首轮巡演,北京站三场演出上座率达98%,获得了文化界的高度关注。今年4月12日,新一轮巡演的序幕再次在北京拉开,并博得一众大咖的赞赏。

  尽管如此,郑州站的巡演,对牟森来说是一次真正的“检验”。

  小说写的是河南人的故事,舞台上也是河南方言贯穿整场,他非常在意的是,河南方言讲述的河南故事进入河南人的耳朵,是否会让他们兴奋。

  当晚的演出中,当演员操着地道的河南话对台下的观众说出“郑州伤了我的心。不仅郑州,洛阳、延津、安阳都伤了我的心,我要离开这伤心之地”这段台词时,观众发出了阵阵笑声。

  戏演到动情处,台下坐着的刘震云与观众一起抹眼泪。牟森知道,这部戏成了,对得起河南观众,也对得起刘震云的信任了。

  “特别的缘分”

  将刘震云的小说《一句顶一万句》改编为话剧,牟森称之为“特别的缘分”。早在2009年,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于《人民文学》上刊发时,牟森便紧追着连载读完了这部作品,当即写下了八个字:地老天荒,山高水长。

  更早的上世纪90年代,牟森是国外戏剧节的常客,看到刘震云的《故乡天下黄花》后,他决定将其搬上国际舞台。法国很难找到驴,刘震云就牵着一匹马上台讲述他与姥姥的故事。

  “欠刘震云一个人情”的说法也许缘于那次的合作不够理想,但牟森说不是因为具体的事情,而是一种“心理感觉”。

  2017年,鼓楼西剧场总经理李羊朵找到牟森寻求合作,牟森提出想复排此前的作品《红鲱鱼》,他认为其表达的主题在当下社会依然有现实意义。

  《红鲱鱼》讲的是一对中产阶级老夫妇,住在城市广场附近的高级公寓中,因可怜无家可归的流浪汉,将他们请入家中,最后引发了阶级之间的暴力冲突。“红鲱鱼”源自一条爱尔兰谚语:你是一条红鲱鱼,意思是死路一条。鲱鱼活着时为青色,死后就变成红色。

  遗憾的是,项目审批没有通过。当李羊朵说起自己此前拿下了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时,牟森觉得再续前缘的时机到了。“他们很多年没见,这次合作达成,在天津又见面时,两个男人抱在一起,好几分钟不说话。”李羊朵感慨道。

  在牟森看来,他所要面对的原著是一本“大书”。《一句顶一万句》是一部超级的中国社会史诗,拥有巨大的创作企图心,作品最后的实现度也堪称完美。

  因为小说《一句顶一万句》本身的结构工整,作为改编者,牟森只需要遵从原著即可。困难的是,如何在舞台上呈现小说中的近百个人物。

  和去年的首轮演出不同,此次巡演,牟森决定把这部戏分为上下两部,分别以《一句顶一万句之出延津记》与《一句顶一万句之回延津记》为名进行独立演出。每部两个多小时,十六名演员要饰演六十余个角色、跨越七十载。舞台设计从一开始做村庄、房屋的实物场景到最后做减法,只保留了三个土坡的无实物呈现。

  “戏中所出现的人物、所讲的心事似乎非常渺小,但是牟森导演的视野非常宏大,这就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差和对比,令我非常感动。”刘震云在看完这部戏后如此说。

  刘震云为小说找到的命名是“一句顶一万句”,牟森为话剧找到的命名是“穿过黑暗的玻璃”。命名一出来,主题、结构、意义全都有了。他在中国美院开设的一门有关“叙事工程”的课上也常说,“命名即主题,主题即结构,结构即意义。”

  “先锋戏剧导演”

  从2017年开始筹备,牟森在北京、郑州做了两次演员招募。选演员有两个要素:第一是能说河南话,因为演员在戏里几乎都要分饰多个角色,每个角色的方言节奏和表演节奏要高度吻合;第二就是质感,要尽可能地接近小说里的人物。

  最后,选出来的演员除了一小部分是河南的戏曲演员,大部分是戏剧院校毕业不久的学生,最年轻的出生于1997年。

  一方面,戏曲演员转演话剧是很难的;另一方面,一部投资500万元的戏,选择很多刚毕业的“素人”演员,使李羊朵前期倍感压力,但因为牟森此前的戏也是大量的素人演员出演,牟森坚持用河南方言这一条也与她不谋而合。“所以,牟导是我一直觉得最适合这个戏的导演。”李羊朵说。

  河南延津人曹青娥,七十八岁时病危。弥留之际,她想起了自己的前世今生。三岁时,生父在山西沁源死于非命。五岁时,继父杨摩西入赘与母亲吴香香结婚,并改姓成为吴摩西。因母亲与人偷情出走,吴摩西带她从延津出外寻找。途中,她被人贩子拐卖,几经辗转,流落到山西沁源。

  七十年后,曹青娥的儿子牛爱国,又因妻子偷情出走,从沁源出外寻找。在母亲弥留之际,知悉她曾回延津,追寻过往未果。为完成她的遗愿,牛爱国回到延津,追根溯源至陕西咸阳,解开了吴摩西丢失曹青娥后的命运之谜。

  贯穿全剧的老年曹青娥由豫剧演员赵吟秋饰演。这个重要角色的人选是牟森前期到河南采风时就在内心暗暗定下的。

  赵吟秋是豫剧演员,在话剧领域几乎没有经验。多年的豫剧步态、动作已经养成,短期内改变谈何容易,牟森给她的任务是每天写曹青娥的日记。这些都是剧本、小说里没有的内容,赵吟秋却想到自己的身世与曹青娥被拐卖何其相似。她的父亲邓光清身为国民党少将,随败退的国民党逃到台湾,母亲生下她之后也很快去世。后来被姨娘收养,但寄人篱下的日子,吃不饱、穿不暖。八岁时,她移居河南郑州,被豫剧皇后陈素真收为义女,从此步入梨园。

  每位演员都有活生生的故事,虽然有些不是科班出身。牟森也是从中文系毕业后爱上戏剧才开始排戏的。也许,正是这种不受科班约束,能兼容并包,才让他的话剧拥有实验戏剧的气质。

  牟森 1980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,大学期间他就对戏剧着迷。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话剧的黄金年代,院团多、剧作家多、导演多、演出多,牟森几乎跑遍了京城大大小小的剧院。1984 年,牟森排了他的第一部戏《课堂作文》,是北师大中文系 80 级的毕业演出,在学校食堂兼礼堂里上演。后来原著作者、西德剧作家埃尔文·魏克德收到他们的剧照和信,深受感动,给他们回了信。这次经历让牟森认识到了自己的导演能力,魏克德的来信更鼓舞了他。

  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,各领域西风猛进,百花齐放,艺术创作者也有了不同的选择。体制内剧团开始重新排练《茶馆》《雷雨》《天下第一楼》等经典话剧,牟森则主动离开仅工作了一年的西藏话剧团,回到北京,成立名为“蛙”的第一个民间剧团,拉着同道中人孟京辉、蒋樾、于坚等人排练实验戏剧《犀牛》《大神布朗》《零档案》。

  那是一个体制外剧团很难申请到演出许可证的年代,国内观众没有机会看到他的作品,所以他对观众也“没那份儿责任”,能够做专注表达自我的作品。他在剧场里架起煤炉做火锅、让演员拿起电焊焊钢筋,甚至放弃剧本,让演员们即兴发挥,讲自己对性的认识。

  被冠以“先锋戏剧导演”的名号,牟森带领剧团在国外各大戏剧节巡回演出。《零档案》在海外接连演出了近百场,为中国当代戏剧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誉。1994年5月17日,法国《解放报》这样写道:“面对如此残酷、赤裸裸地表现生命的场景,你颤抖着,受到极大的震撼,它象征着一个年轻的中国剧团的崛起,加入了戏剧的历史。”

  1993年,牟森在北京电影学院主持的一个演员实验训练班开始排练《彼岸》。

  排练期间,演员们陷入了乌托邦式的美好幻想,作为“北漂”的牟森就告诉年轻人,不要梦想着“彼岸”,不要以为此后就可以做明星。

  三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排练了5个月,《彼岸》作为结业剧目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排练室里连演了7天,在当时的京城艺术圈极为轰动。崔健看后也深受触动,特别为它写了一首歌,歌名就叫《彼岸》。内部公演后,离开学校,年轻演员们才由《彼岸》的幻想中被拉回到为生计发愁的现实。

  直到1997年,各领域的商业化浪潮已经在中国风起云涌时,民间戏剧的商演手续才不再那么麻烦,但牟森的怀有商业企图的《倾诉》票房惨淡。他选择急流勇退,而当年在他的戏剧里做演员的孟京辉,则扛起“先锋”的大旗,赚得盆满钵满。

  “保卫自己”

  阔别戏剧的二十多年里,牟森没有闲着。他做过不知名网站的CEO,筹备过一直没拍出来的电影,担任过“西岸2013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”戏剧部分的总叙事和艺术总监。2014年,他开始到中国美院教书。

  成功和失败,在这个亚里士多德的信徒看来,都是“命运的礼物”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这个主题跟他约了几年的书稿,他一直未完成。因为他相信世界是连续的,“贼不走空”。

  1998年,离开戏剧界的第二年,牟森去上海为通用别克拍摄他们在大陆的第一款10分钟的广告片。那年冬天,在上海浦西的老机场,飞机延误15个小时,他买了本哈佛MBA企业管理教程来打发时间。“我这么个搞艺术的人,你怎么想都跟它没缘分,但当时正好我在拍这个大企业,一下子觉得比小说还好看。这对我以后做网站,包括整个思维方式都影响很大。”

  虽然从戏剧界淡出多年,但牟森不止一次被问到戏剧与他的关系。他甚至回答,戏剧对他“一丁点儿”都不重要,说不做就不做了。

  “从1993年的《彼岸》,到1994年的《零档案》,再到1995年的《红鲱鱼》,我是啪啪啪几大步。那个时候戏剧不能叫商品,没法卖票。我们那时出个国多难啊!要办护照,得拿3000美元放银行里3个月给自己做担保,到处借钱给演员办,而且还不能张扬。”尽管如此,牟森说,“世界上有意思的事那么多,我从来不认为一个人应该一件事干到底。我也不像有人那样,拿戏剧当生命。这事儿对我没那么重要。”

  他一直努力拥抱当下的生活。互联网时代,他经常在博客大巴上列书单、写读书笔记、记录生活点滴,粉丝众多,但没有备份,博客大巴关停服务后,连他自己都看不了那些文字了。

  后来,微信朋友圈替代博客大巴,成了他“倒垃圾”的地方。一天发数条,很多观点依然犀利,很多合作都通过朋友圈公布出来,作为他知行合一的“证据”。比如最近一条,他说想为《一句顶一万句》的年轻人再排一出新戏。

  在《一句顶一万句》里,牟森开始强调导演这一职业与制作人的“高度合作性”,并开始对剧本精雕细琢。在一部分熟悉牟森此前作品的观众看来,牟森从先锋回归传统了。但牟森从来不把自己归到先锋或传统的语境里。“我的作品从开始到现在,一直都是在建构,所以我不是破坏者,我强调理性和建设性。”牟森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作为牟森早年话剧中的演员,蒋樾看完《一句顶一万句》后,问他是不是对观众妥协了,遭到牟森的坚决否认,“这出戏就适合这么排。”蒋樾认为,进入美院教书是牟森这些年最好的时候,用他们那个年代的话术来讲就是,他(终于)占领了一块阵地。

  骨子里,牟森依然是《彼岸》里用理智表达愤怒的青年,像他早年排演的话剧《犀牛》里对被世界同化、做出最后呐喊的年轻人,“我要保卫自己,对付所有的人,我要保卫自己。我是最后的一个人,我将坚持到底,我绝不投降!”

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19年第17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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